距离2025年结束只剩一个月，“十五五”规划的筹备工作已进入关键阶段。近期，笔者参与多场关于“十五五”的研讨活动，实地走访多家企业，与众多企业家、投资人深入交流。从本期内容起，将陆续分享与经济、产业相关的新思考，作为年终经济观察的一部分。
自1990年投身新闻工作以来，笔者经历了七个五年规划周期。1991年至1995年的“八五”时期，中国经济提前五年实现“到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”的战略目标，年均增速达11%。在广东工作期间，笔者亲眼见证了那个高歌猛进的时代——广东国民经济年均增长19.62%，1992年、1993年增速更分别达到22.1%和23%。这种斜杠式增长模式，在房地产行业体现得尤为明显：通过高杠杆和预期驱动，资产负债表快速扩张，地价房价屡创新高，直至难以为继。
2016年“十三五”开局之年，《人民日报》刊发权威人士访谈，明确指出中国经济将呈现L型走势，强调这一阶段将持续数年。当时市场普遍解读为，经济增速下降后将在某一水平稳定运行。数据显示，“十四五”期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进入5%区间，仍远超全球3%的平均水平。从“八五”末到“十四五”末，中国经济全球占比从不足2.5%提升至近17%，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从8.1平方米增至40平方米以上，人均GDP从10632美元升至13445美元，稳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前列。
与日本“失落二十年”的零增长不同，中国L型曲线是在保持全球领先增速基础上的调整。1995年中国城镇化率仅29%，2024年已达67%，未来增长空间有限；人口增速同样放缓，“八五”期间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4.39‰降至10.55‰，“十四五”期间则出现负增长，2024年为-0.99‰。这种背景下，L型增长成为必然，与之相伴的是K型分化：与新质生产力相关的产业、企业延续斜杠增长，构成K型向上部分；传统产业则面临转型或出清压力。
展望“十五五”，中国经济面临多重约束条件。根据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（2万美元以上）的目标测算，考虑人口年均减少0.2%的因素，“十五五”和“十六五”期间GDP需年均增长4.17%。尽管多个部门认为这一目标具备实现条件，但市场对当前增速仍存更高期待。部分经济学家主张加大投资力度，以打破PPI、CPI低位运行和GDP平减指数负值带来的“负向循环”，修复企业资产负债表和居民现金流量表。
从外部条件看，“十三五”规划提出“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”，“十四五”强调“机遇和挑战有新变化”，“十五五”则明确指出“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，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”。内部环境方面，“十五五”规划建议新增“有效需求不足，国内大循环存在卡点堵点”“就业和居民收入增长压力较大”等表述，反映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。综合城镇化率、人口结构等因素，未来十年中国经济保持5%左右增速更为合理。
将中国增长置于全球视角，制约因素更为明显。过去几十年，中国以罕见的一致性推进经济建设，但发展到一定阶段后，安全、环保等议题必然分流资源，经济增速自然放缓。通过土地出让和债务驱动的增长模式也面临极限——部分城市债务增速远超经济增速，利息支付压力加剧。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，中国产能提升速度远超全球需求增长，导致外部摩擦增多。工业化、自动化、智能化生产能力增速与劳动者收入、消费增速的失衡，也构成长期制约。
尽管挑战重重，但中国制造和科创的全球竞争力持续提升。从“横向到边，纵向到底”的产业体系到层出不穷的创新成果，中国正构建更坚实的立国之本。当然，部分困难源于人为因素，如不作为、乱作为等，亟需通过体制改革和法治建设解决。近期调研中，笔者常强调两个观点：一是中国之难相对其他国家并非最甚，二是难未必是错，关键在于是否坚持正确方向。宁德时代等企业虽面临安全隐患、价格竞争等挑战，但其极限制造体系仍代表产业进步方向。正如上世纪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在《国防论》中所言：“中国是有办法的。”直面问题、坚定信心，终将开辟新局。
